内容摘要：现代剖析哲学把传统形而上学看作是无意义的不真实陈述而加以拒斥。第一是维特根斯坦依据其语言图像理论而觉得形而上学的问题和命题都是无意义的，随后逻辑实证主义者从经验主义的可证实原则出发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再其后蒯因以他的“本体论承诺”理论仍然坚持否定哲学具备陈述存在的意义。在我看来，剖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在根本上是不成功的，但它仍然获得了一些要紧的理论成就而具备启示意义和广泛影响。

关键字：剖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无意义性评价

现代剖析主义或剖析哲学，是对兴起并风靡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由几种哲学流派和哲学理论所一同构成的一种哲学思潮的称呼。这类思想流派和理论的一同之点就是，都很看重对语言的逻辑剖析，语言剖析不止是进行哲学研究所需要的办法，而且也是哲学活动的全部内容和目的本身。其次，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拒斥，也是贯穿在整个剖析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根本的主题和宗旨，剖析主义思潮从兴起到进步都同这个主题或宗旨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将围绕着剖析哲学把形而上学看成是“无意义的不真实陈述”这一基本看法，着重探讨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维也纳学派与蒯因哲学的反形而上学思想，旨在清理线索、考察实质，并力求从哲学自己深思的高度上对其局限和意义有所把握。

1．哲学的问题和命题都是无意义的

维特根斯坦是现代剖析哲学非常重要的开创者之一，也是剖析主义反形而上学传统的第一位肇始者。其前期的哲学代表作《逻辑哲学论》对作为逻辑实证主义[1]中坚力量的维也纳学派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以至于这个学派中的很多人在非常长一段时期里都把维特根斯坦视为他们的同路人，并把《逻辑哲学论》一书奉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宣言书和“圣经”。在这部著作中，维特根斯坦初次表达了他的反形而上学思想，觉得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企图“说不可说的东西”，其结果却是提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和命题”。维特根斯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这一批判，又是打造在他的语言图像理论的基础上的，在这个理论中，他初次提出了语言的界限问题并由此而表明传统哲学的错误之所在，因此，“语言图像论”就是维氏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起点和依据。

语言图像论的核心看法是：每个基本命题，都是一个基本事实的图像。由此又可以引伸出，由所有些命题构成的整个语言系统就是由所有些事实构成的整个现实世界的图像，简言之，语言是现实世界的图像。把语言看作是现实世界的图像，这是维特根斯坦在语言、思想与实在的关系问题上的一个最基本的怎么看。问题是，一般当大家谈到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图像时，一直意味着它们之间有某些一样的地方，那样语言与现实之间到底有哪些相似之处呢？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说应怎么样理解才是适合的？

在大家一般的理解中，“图像”这个定义意味着一种具备可感性质的东西，说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图像，就是说一个东西再现了另一个东西的某些可感的经验特质，或者说，作为图像的东西与作为原型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某些经验性质上的相似之处。譬如一幅山水画，就是对它的原型——日常的山水的再现，被再现的就是山水的形状、色彩、方位和大小比率等经验特质。然而，当维特根斯坦说“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命题是大家所想象的实在的模型”（4.01）[2] 时，并非在这种“相同的可感性质”意义上来来用“图像”这个定义的。由于命题是由每个语词构成的，这类语词同日常的事物之间没任何经验性质上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一个由语词组合而成的命题也不可能与一个由事物构成的事实之间有任何相同的可感性质。所以，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图像，实质上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而非经验意义上的“图像”，它仅仅指的是一种逻辑结构图。命题虽然不可能与事实有任何相同的经验内容，但命题的逻辑结构却与构成事实的逻辑结构是一致的。说命题或语言是事实的图像，就是说命题以自己的逻辑结构再现或描绘了现实世界的逻辑结构。可见，命题仍然是一种“图像”，但它不是以可感的经验性质为内容的图像，而是以抽象的逻辑结构为内容的图像。

维特根斯坦一直没讲得非常了解的是，命题与事实共有些逻辑结构，到底是经验事实自己所具备的呢，还是大家在运用语言描述它们时才赋予它们的。他有时好像倾向于觉得经验事实自己并无逻辑，事物之间的组合纯粹是偶然的；有时又倾向于觉得事实本身是有逻辑结构的。如他说，“在图像和被图示者中需要有某种一同的东西，因此前者才能是后者的图像”，（2.161）又说：“任何图像，无论具备什么形式，一般说来要正确地或错误地图示实在，就需要与实在具备一同的东西，这种一同的东西就是逻辑形式，即实在的形式。”（2.18）联系其上下文来看，觉得实在世界本身就有逻辑结构显然更能与维特根斯坦的整个思想看法相协调。他进一步指出，在命题与事实的逻辑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第一，命题中包括的名字要点与所描绘的事实中包括的对象要点是相对应的，“在图像中图像的要点代表对象”（2·131）；第二，命题中包括的名字以某种方法组合在一块，构成肯定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与事实中包括的对象之间的组合方法或逻辑结构也是相对应的。只有处于如此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命题才可能成为描绘事实的逻辑图像。

依据命题与事实的这种一一对应关系，维特根斯坦又得出了如此一个结论：语言的运用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经验世界的界限。语言与经验世界具备一同的逻辑空间，这就表明了，语言是与经验世界相对应的语言，它是用来描述经验世界的，而一旦超出了这个经验世界的范围，则没语言可以与之相对，即不可可以用语言来加以描述。假如大家必须要将语言运用到经验世界以外，去陈述诸如“世界整体”如此的非经验的对象时，大家的语言（包含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就会陷入逻辑混乱之中。有鉴于此，维特根斯坦就提出了为语言划界的问题，并声明他写作《逻辑哲学论》的根本意图正是“想要为思想划定一个界限，或者毋宁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个界限”。[3] 所谓“为思想的表达划界”，就是要在可以由命题（语言）表达的东西和不可以由命题表达而只能显现的东西之间划一条界限：在界限的这边就是实在的经验世界，它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对象；在界限的另一边则是非实在或非经验的范围，它是不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大家需要维持沉默”（7）。

需要指出的是，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中，超出经验以外的东西虽然是不可言说的，但确实是存在的，他称之为“神秘的东西”。他说：“确实有某些不可以言说的东西。这类东西显现源于己，它们是神秘的东西。”（6.522）在他后来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甚至觉得，不可以言说的东西才是真的要紧的东西。他写道：“当时我要写的是，我的著作（指《逻辑哲学论》一书－－笔者注）由两部分组成：写在这里的再加上所有我没写的。正是这第二部分是要紧的部分。”[4] 可见，在承认非经验事物的存在这一点上，维特根斯坦与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并没什么不一样。他们有什么区别或分歧仅仅在于：传统哲学家觉得超感性的世界不止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可以对之进行考虑和表述的；维特根斯坦却觉得，超越的东西虽然存在着，但大家却不可以对之进行考虑和表述，而只能维持沉默。然而，传统哲学家常常加以探讨的对象，却恰恰正是这类本来应当对之维持沉默的东西：如作为整体的世界问题、语言的问题、逻辑问题、自我问题、伦理学问题及生活的意义问题等等。据此，维特根斯坦就得出了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怎么看：以往的全部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一直企图去考虑和言说不可说的东西、神秘的东西，其结果却只能是得到一些既不可以被验证同时又不合逻辑的无意义言说。这类言说无所谓真伪，因此也就没意义，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关于哲学问题的大部分命题和问题不是不对的，而是没意义的”（4.003）。

对于无意义的哲学命题，就需要把它们从大家的语言系统中清除出去，而这第一是要为语言划定一个界限。当把哲学命题从语言中清除出去之后，剩下的就只不过自然科学的命题了。维特根斯坦说，除去自然科学的命题以外，大家别说任何其它的事情，由于“所有真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4.11）。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哲学不再去陈述超经验的对象时，它又不可以归在经验科学之内，那样哲学还能干什么呢？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哲学应当是一种旨在澄清思想或命题的活动。“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哲学的工作主要在于讲解。哲学的结果不是少量的‘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哲学应该使思想明确，并且为思想划定明确的界限”（4.112）。这就是说，哲学只是一种为语言划界并进行语言剖析的活动而不再是一个命题体系，它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澄清并纠正大家思想和语言中的逻辑错误。然而颇有意思的是，《逻辑哲学论》全书中所提出的七个基本命题，却恰恰是一个命题的体系；它们所探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是“不可说的”的超经验范围的。就是说，维特根斯坦一方面极力反对提出任何超经验的哲学命题，但其次他一个人却又提出了如此的一些命题。对于这种矛盾的情况，维特根斯坦就申明道：“任何知道我的人终究要认识到我的命题是无意义的。这类命题只不过他用来攀登的阶梯，当他超越了这类阶梯之后，他需要抛弃这个梯子。他需要超越这类命题，然后才能正确地看这个世界”（6.54）。然而，对于想要表明他的哲学命题的无意义性而言，这个申明显然并非非常有说服力的，相反，大家看到的是，正是被他称之为“无意义的”的很多哲学命题，构成了大家进行其它科学研究活动所需要的首要条件即“梯子”。

2．拒斥形而上学

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是剖析主义思潮中反对形而上学态度最坚决、言辞也最激烈的一个流派，正是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断然地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维也纳学派受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经验主义、逻辑主义的影响非常大，并直接继承了他的“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陈述”这一反形而上学的基本看法。但在具体论证这个看法时，他们的理论依据又有所不同。《逻辑哲学论》是从语言图像理论出发来讲明形而上学命题的无意义性的，而维也纳学派则主如果依据可证实性原则提出了他们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

所谓可证实性原则，它是断定一个命题是不是有意义的原则或标准。在维也纳学派的成员看来，一个命题的最重要问题不是它的内容是不是真实，而是它是不是有意义，由于命题需要第一是有意义的，第二才谈得上它的真伪问题。判断一个剖析命题是不是有意义是依据逻辑，而要判断一个综合命题是不是有意义，在根本上就需要看它是不是有被经验证实的可能性，或者说能否指出通过经验来证实它的办法。假如如此一种经验证实的办法是存在的，那样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反之，则是无意义的。这种诉诸经验证实办法来判断命题是不是有意义的原则，就是维也纳学派所倡导的经验证实原则或可证实性原则。正如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人物石里克所说：“理解一个句子的意义，就等于陈述用这个句子的规则，也就是陈述证实（或否证）这个句子的方法，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办法。”而最基本的命题一直与肯定的经验有关，因此“没一种理解意义的方法无需最后涉及实指概念，这就是说，显然是全都要涉及‘经验’或‘证实的可能性’。”[5] 维也纳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更明确地指出：只有当一个命题或语句是一个表示察看或知觉的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时，或者说，只有当一个命题或语句可以还原为一个表示察看或知觉的基本命题时，这个命题或语句才具备意义。这就是说，命题的意义要取决能否还原为一种经验察看的办法。

然而，当可证实性原则一旦被运用到实质中，立刻就会暴露出它的局限性来。由于根据这个标准，很多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的命题，都会由于不可以诉诸于经验察看而要被排除在有意义的命题范围以外了，这显然是不可以允许的。因此，为了克服可证实性原则对命题意义作了过分狭窄的限制这一缺点，卡尔纳普后来就对这个原则进行了修正，提出以“可验证性原则”来取代可证实性原则。在他看来，只须可以对某个语句提出任何可以设想的察看结果来做出一定或者否定的证明，那末这个语句就是具备认识意义的。换言之，只须从一个命题可以引伸出一些可以诉诸于经验察看的真实命题，那样这个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并且，“可验证性”并非一种完全的证实，而只不过一个渐渐增强确证的过程。他说：“假如证实指的是对真理做出一种决定性的和最后的确定，那样，大家就会看出，任何（综合的）语句都是不可以证实的。大家只能对语句做出越来越多的验证。因此，大家将来谈论验证的问题，而不谈论证实的问题。”[6] 他又说，“在很多状况下，有了数目不多的一定的例子，大家就达到了事实上足够的确实性，于是大家便停止实验。但理论上永远存在着把检验察看的序列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任何完全的证实都是不可能的，却只不过一个渐渐增强确证的过程。”[7]

无论是依据可证实性原则还是可验证性原则，形而上学命题都被视为是没意义的言说。形而上学命题表面上看具备综合命题的语法形式，但它们事实上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经验的证实或验证的，换言之，它们表面上仿佛是在陈述一些事实，但事实上并无事实与之相对应，因此它们并非有意义的综合命题而只不过一些毫无意义的说法而已。跟维特根斯坦一样，逻辑实证主义者也觉得，形而上学试图把握诸如世界的本原、本质如此一些“纯粹性质的内容”，是所有错误的根源，是导致其无意义性的根本要害所在。但，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不可说的东西总还是存在的，而在逻辑实证主义者那里，不可说的东西根本也是没有的，而只不过一些主观的体验。如石里克就觉得：“形而上学者的努力一向集中在这一荒谬的目的上，要用常识来表达纯粹性质的内容（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要说那不可说的东西。性质是不可以说的，只能显示在体验中，而认识是与体验毫无关系的。因此形而上学的没落并非由于解决它的问题是人的理性所不可以胜任的事（像康德所想的那样），而是根本就没这种问题。”[8] 不可说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因此关于它的问题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卡尔纳普更极端地觉得，形而上学哲学家们是用科学语言来做本应该是文学艺术做的事情，即在定义思维中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主观体验。如此的结果就只能是，一方面形而上学对科学没任何贡献，其次又不可以像真的的艺术品那样充分、适合地表达人的生活感情，因此，形而上学只不过一些空洞的、毫无意义的言辞。

对于这种无意义的形而上学言说，卡尔纳普又将它们分为两种状况：一种状况是构成命题的语词没意义，如“神”、“始基”、“自在之物”、“理念”、“无限”、“绝对”、“自我”等哲学术语，完全没经验对象与之对应，因此它们只不过一些无意义的词；另一种状况是把有意义的词用违反逻辑法则的方法组合在一块，看着像是句子，其实没逻辑结构，当然也不可能有经验事实与之相对应。上述这两种状况，就是应被拒斥的形而上学之列；所谓“拒斥形而上学”，就是要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剖析来把形而上学的命题统统从人类的常识系统中清除出去。卡尔纳普这种激进的态度自然就要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反对，后来他本人也意识到，他的上述怎么看是过于简单化了，作为对批评的一种回话，于是又提出了一种修正的说法。他指出，语言可以划分为对象句和逻辑句两类，前者陈述对象，后者陈述句法，说话方法相应地有“内容的”和“形式的”两种。哲学命题事实上是用内容的说话方法来表达形式的说话方法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是说，它表面上陈述的是事实，事实上是对语言句法规则的表达。但在形而上学中，内容的说话方法总是掩盖了形式的说话方法，以致大家以为这类命题是描述某种实在对象的。因此，以往的哲学命题并未必就是无意义的，只须大家把被内容的说说话方法掩盖了的形式的说话方法揭示出来，正确地认识到命题中所表达的句法内容，那样哲学命题仍然是可以有意义的。如此一来，事实上就是把陈述存在的哲学命题转换成了表达语言规则的句法命题，哲学对存在（对象）的研究也就变成了对语言句法规则的研究了。

3．本体论承诺是科学理论的必要首要条件

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不断地修正他们的理论，对他们的可证实性原则和反形而上学口号提出愈加宽泛的讲解，这恰好表明了在他们的理论中，存在着很多其自己没办法克服的缺点和矛盾。为了克服这类缺点和矛盾，继逻辑实证主义之后，剖析哲学内部又进步出来了一些新的流派，其中比较要紧的有将实用主义与剖析哲学结合起来的逻辑实用主义，蒯因就是这个学派最主要的一位代表人物。蒯因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和本体论承诺的看法，这可以看作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一种批判性的继承。虽然他不象逻辑实证主义者那样断然声称要拒斥形而上学，相反，在肯定意义上他承认形而上学命题存在的意义和合法性。但他又把形而上学命题的意义仅仅限定在理论体系所需要的假设首要条件上，从而在根本上并未超出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基本怎么看，这就是：形而上学命题并未陈述任何经验事实。换言之，蒯因事实上是以一种迂回的方法，继续将形而上学－哲学置于一种与陈述任何实在对象都无关的境地。

蒯因的“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是其全部思想的出发点，它的基本思想是如此的：经验的检验一直只不过针对命题的整个体系的，而不是针对孤立的命题；不论提出哪种经验检验，都不可以单独地证明某个命题是假的或真的，由于对命题体系中的其它命题作些调整，一直可以抵消这种反证。譬如“所有些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命题，是大家关于鸟类所有常识的一部分。当有人发现了一只黑天鹅时，他可以参考他关于鸟类的其它常识而说这只黑色的鸟不是天鹅类，由此就能保证原先命题不被否证。事实上，当一个理论体系与经验发生冲突而需要对体系的有关部分加以调整时，科学家们一直依据守旧主义原则－－尽可能用已经熟知的原理来讲明新的现象，和简单性的原则－－尽量用较少的定则来讲解较多的现象，来进行这种调整。因此，一个假说是不是要被科学家同意或否定，不只取决于有关的察看或实验的结果，而且还取决于科学家需要守旧性和简单性这两个主观条件。如此一来，蒯因就把逻辑实证主义关于每个有意义的命题都可以用经验加以证实这个基本原则，重新讲解为具备经验意义的是大家的整个常识体系，因此应当把常识的体系而不是孤立的个别命题当作经验检验的单位。

在这种“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的基础上，蒯因就提出了“本体论的承诺”这个定义。在他看来，本体论承诺是必要的，当一个人谈论某种事物或同意一种理论时，他就有义务同意某种本体论的论断。也就是说，大家只有预先设定某物是存在的，才能来讨论某物是什么样的。大家同意一种本体论，同大家同意一个最简单的、可以把原始经验的零乱材料置于其中并加以收拾的定义框架是等同的。他声称：“一旦大家择定了要容纳最广义的科学的全方位的定义结构，大家的本体论就决定了。”[9] 然而，这种本体论承诺又具备约定的性质，就是说，当大家断言某某事物存在时，其实是在约定某某事物是存在的，也就是做出一种本体论的承诺。至于该事物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事实上是无关紧要的，至少是在拟定一种理论体系前问这个问题是没意义的。大家做出某种本体论承诺的目的是要据此而建构某种有效的理论体系，因此重点的问题在于这种本体论承诺和它所属的理论体系是不是是适合的、有效的。依据“整体论”的经验检验原则，检验理论体系有效性的办法是从中推导出一些察看陈述来，看它们是不是跟感觉经验相协调。假如它们跟感觉经验相协调，那就说明这个理论体系是有效的，可同意的，同时也就表明了该理论体系中的定义所指事物的存在，反之，则否认它们的存在。这就是说，一个理论体系被经验检验为有效的、可同意的，那样它所包括的某物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就是有效的、可同意的，而不管该事物到底是不是是实质存在的。

蒯因的上述这番论证表明，他事实上是把本体论问题完全归结为了一个语言的问题。在他看来，大家之所以有义务承认某种对象的存在，是由于大家的语言中有关于该对象的词汇在起用途。他承认物理对象和抽象实体的存在，但这只不过一种在理论中或语言中的承认，目的是为了保证指示该对象的词汇在语言用中有效地发挥其用途。他把哲学包含科学中的所有基本定义都看成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而做出的理论假设，它们与宗教神话没本质有什么区别。他说：“物理对象是作为便捷的中介物被定义地引入这局面的－－不是用依据经验的概念，而只不过作为在认识上可同荷马史诗中的诸神相比的一些不可简洁的设定物。……从认识论的看法看，物理对象和诸神只不过程度上、而非类型上的不同。这两种东西只不过作为文化的设定物进入大家的定义的。”[10] 至于在说明世界的本质时出现的多种不一样的本体论，只不过一些不一样的定义框架而已，它们在不一样的场所下有不一样的用途。大家选择一种本体论或一种定义框架的规范，不是看其是不是与客观实在相符合，而应当以如何打造起更有效、更具讲解力的理论体系为标准。本体论问题就是为科学理论选择一种便捷的语言形式、一个便捷的定义体系或定义框架的问题。至此，蒯因就把以陈述存在为目的的哲学本体论，完全转化成了为科学选择适合的定义框架的实用主义的本体论；他虽然也承认本体论定义及其命题是有意义的，但只不过作为构成一个理论体系的定义首要条件而有意义。在否定本体论定义和命题具备实在的内容这一点上，他同逻辑实证主义者并没什么根本的不同。

4．剖析哲学的局限及其启示

在我看来，上述剖析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尽管在现代哲学史上导致了较大的影响，但从大体上和根本上来看是不成功的，其缘由就是：

第一，剖析哲学依据经验主义（科学主义）的意义标准来反对形而上学是站不住脚的，不能要点的。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只能适用于经验科学，然而在人类的常识体系中，除去有经验科学外，还有非经验的知识，哲学就是一种非经验科学的认识活动，它就不适合用经验标准来对之加以检验。将经验证实或经验验证原则作为理论话语唯一的意义标准或尺度，以此来衡量人类的所有认识活动，这本身就是经验主义的一个教条。事实上，人类的相当一部分常识不是主要从视觉或听觉如此的感官经验获得的，更不是通过感官经验就能验证其真伪的。譬如大家由“内知觉”所获得的对大家自己的意识结构、先天定义框架的把握，大家关于世界的存在、人的存在与人的某一方面活动的认识和把握等，甚至包含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自己所提出的那些基本命题，如经验证实原则，显然都不是可以诉诸于经验的检验的。这类认识范围恰恰就是哲学的范围，也是经验科学所达不到才由哲学来承担其认识任务的范围。假如把这类认识内容都作为形而上学的无意义言说从常识系统中通通清除出去了，其结果只能是导致大家人类常识范围的缩小而不是扩大。

第二，剖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把哲学的将来进步走向局限在对语言的剖析工作上。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当形而上学被解构之后，给哲学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哲学的唯一工作就是通过语义剖析来澄清命题的意义。如石里克所倡导的那样：“哲学不是一种常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哲学就是那种确定和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11] 但，大家也看到，语言问题并非人类存活活动中的唯一问题，甚至不是真的最始源和最根本的问题，人类生活的范围是这样之广泛，而语言活动只不过其中的一种活动，语言问题也只不过其中的一类问题。假如把哲学仅仅限定在对语言问题的研究上，这事实上是缩小了哲学考虑的范围，从而也是弱化了哲学关照和影响人类现实生活的能力。因此，剖析哲学为哲学所指出的将来出路是并不可取的，哲学需要超出单纯的语言剖析工作才会有真的的进步和突破。

第三，剖析哲学并没认识到传统形而上学的真的错误之所在，因此它自己事实上一直都陷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之中。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根本错误或要害之所在，就是它在现实世界以外又虚构了一个超感性的“本体”世界，并把它作为哲学运思和把握的对象，而这正是导致哲学与现实生活错位与背离的根源。剖析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的这一错误并未有非常了解的认识，因此他们在推翻传统形而上学的那种实体性的本体论世界时，又不自觉地在建构着一个新的语言化的本体论世界。无论是写作《逻辑哲学论》时的维特根斯坦还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他们都把建构一种理想语言作为自己追求的目的。这种理想语言就具备“本体”的意味：语言的本质（逻辑本质）是世界的本质，语言的界限是大家世界的界限，大家的整个世界在本质上就是语言（逻各斯）的世界，所有问题在根本上都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来解决。这种将世界还原为单纯的语言世界，又将它抽象化为一种逻辑构造的做法，正是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典型表现。可见，剖析哲学虽然以反形而上学标榜自己，但它事实上却不自觉地成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一位现代传人。

尽管存在着上述的这类缺点和问题－－它们使得剖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并不成功，但大家也要看到，现代剖析哲学确实也获得了很多颇有价值的理论成就，无愧为为现代哲学中一个特别要紧的哲学流派。

第一，剖析哲学在科学论方面的研究及其成就，对大家探索哲学的本质、特征、功能和将来可能性等具备要紧的启示意义。他们深入地探讨了科学的意义标准问题，科学语言的逻辑结构问题，科学理论的有效性问题，与当一个理论体系在遭到经验挑战时是怎么样由边沿向中心逐步修正的过程等。他们探究这类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拒斥形而上学，事实上拒斥的是哲学本身，这当然是不会成功的。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类研究却能够帮助大家理解经验科学的性质、特征、功能和边界等，理解科学语言和科学思维的特征，从而启发大家进一步考虑哲学之为哲学的本质特质、思维特征、现实功能及其将来走向等问题。从更深层次上来看，哲学和科学事实上是人类自己把握和对待世界的两种不同方法，也是人类自己存活活动的两种不一样的方法，剖析哲学对科学问题的探究，就能启发大家进一步探究作为人类存活活动的两种基本方法的科学和哲学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第二，剖析哲学非常重要的理论成就是他们创立和主张的语言剖析办法，它在现代思想文化的每个方面都产生了要紧的影响。大家固然不会赞同把语言剖析作为一种独立的哲学研究活动，甚至是唯一的哲学研究活动，但语言剖析作为理论研究的一种要紧办法，其意义却是不容低估的。语言剖析是使大家的定义维持明确，防止因逻辑混乱导致思想不清的有力保证。在经过了现代剖析主义思潮的洗礼之后，任何一个哲学家在建构他的理论体系时，都不可能回避对其定义进行语义剖析的问题，从剖析基本定义着手，这几乎成了哲学研究中一种常见使用的办法。事实上，不仅仅是在哲学中，在其它理论范围，如基础科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及文学理论中，都广泛地运用到了语言剖析的办法。正是这种广泛存在的影响，表明了语言剖析办法的极端重要程度。但不管剖析办法如何要紧，都只能是一种研究的办法，而不应当也不可以够代替哲学研究本身。

注解：

[1] 逻辑实证主义是剖析哲学中的一个要紧流派，它又以维也纳学派为主体，并且是剖析哲学中批判形而上学态度最鲜明、言辞也最激烈的一个。

[2]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42页，商务印书馆，1996。以下凡引该书正文内容，皆只在文中注明编节号。

[3]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23页，商务印书馆，1996。

[4] 转引自M. K. 穆尼茨：《当代剖析哲学》，21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5] 石里克：《意义和证实》，引自洪谦主编的《逻辑经验主义》，上卷，39、40页，商务印书馆，1982。

[6] 卡尔纳普：《可检验性和意义》，载于《科学哲学》，420页，1936。

[7]《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499页。

[8] 石里克：《哲学的转变》，引自《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欧洲国内哲学卷），315－31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9] 蒯因：《论何物存在》，引自《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27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10] 蒯因：《论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引自《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299－30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11] 石里克：《哲学的转变》，引自《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欧洲国内哲学卷），31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